英雄与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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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据说,抱病请缨率川中健儿赴前线杀敌的刘湘,1938年1月20日(时年50岁)在汉口去世前夕,曾手书此联以明志。

    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且最重晚节。当了大半辈子为人不齿的军阀,到生命最后关头,竟能奋力一搏,共赴国难,刘湘总算不负英雄气概。

    刘湘出川时,胃溃疡已很严重,他的重要智囊邓汉祥曾劝他不要亲自上阵。刘湘答道:“在四川打了若干年的内战,报不出账来,今天对外抗战,怎能不去参加?人生不过数十寒暑,在历史上争点个人的篇幅,这是很好的机会。”

    生于成都以西大邑县的刘湘,早年只是一名职业军人,谈不上什么政治立场和抱负。1911年6月保路运动在成都爆发时,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速成系”源于此)的刘湘,乃驻川陆军十七镇的一个小小排长,被上级派去抵御围攻省城的保路同志军。辛亥革命后,保路运动领袖张澜(四川南充人)出任四川军政府的川北宣慰使,刘湘又加入其卫队做下级军官。

    此后近十年四川境内发生的重要战事,刘湘大都参与,但时而“保袁”,时而“革命”,只管胜败,不问对错,一切绝对服从上级,指哪儿打哪儿。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且自奉俭朴、不好烟酒,故由营长、团长、旅长,到1916年左右一路晋升到川军第一师师长。

    据邓汉祥忆述,这时候刘湘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军人了,他有了实力和凭藉,野心便发展起来。接任第一师师长后,他以“速成系”作基本,潘文华(1929年重庆首任市长)、杨森、王陵基等先后成为其助手,一方面竭力培养干部,如驻防合川期间办传习所,在重庆办军官教育团,在成都办军官研究班、教导总队、学员队等,都是他训练干部的机构。

    后来刘湘的军队比其他川军更能打仗,都因他和各级军官有师生关系,把握了他们的心理。加之他长于言词,态度诚恳,常以“四川人应该把四川搞好”这一类的话鼓动部下,很有吸引力,所以在错综复杂的川局中迅速扩展起来。

    1926年夏天取得重庆作为较长久而稳固的基地后,刘湘已经意识到,放水养鱼比涸泽而渔,更有利于实现他“统一四川”的雄心。引进理财高手刘航琛,固然有以怀柔政策及迂回手段,继续大力搜刮民间财富之嫌,但确实也理顺了混乱的财税格局。他同时放手支持卢作孚发展航运与乡村建设(刘湘重返重庆4天后,民生实业公司便在重庆正式创办,1929年7月又任命卢为川江航务处处长,以利于其统一川江航运),重用四川省工业学堂毕业的老部下甘绩镛兴办重庆现代教育,对这座长江上游大商埠的长远前景,肯定是有正面作用的。

    别的不说,仅以重庆大学的创办为例。重庆大学原为一所私立学校,校舍设备极为简陋。1932年,经刘湘同意,时为二十一军(刘自任军长)政务处长的甘绩镛牵头,在重庆创办一所正规大学。由政务处拨给经费、修建校舍、购置设备,等于拿军费办大学。刘湘亲自去电邀请当时的安徽大学校长何鲁(四川广安人,留法海归,曾任中央大学等校教授)回渝主持校务,何鲁又带了数位教授联袂而来。

    重庆大学选址沙坪坝,为了推动建设,刘湘亲任校长,甘绩镛副之,1934年即建成部分新校舍以供使用,日后更逐步发展为西南地区知名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爆发后,当时中国国立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爆发后,当时中国国立大学中学科最全、规模最大的中央大学自南京辗转迁到重庆,便是借用重庆大学校舍继续办学,因直属国民政府,抗战时中央大学所得教育经费约为著名的西南联大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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