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岸初开瞿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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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年4月7日,英国《泰晤士报》一位热心读者,针对该报当天早上刊发的新闻《重庆地位升级,取得商埠特权》,写了一封长长的读者来信。

  这位署名阿·立德(A·Little)的读者在信中说,“满意地获悉在已经开放的十九处商埠之外,又增加了第二十个口岸,而且是位于中国最富庶和最有利可图的地区之一的口岸”。

  他还不无自豪地宣称:“经过十四年的努力,《芝罘条约》关于开放重庆的条款不再是一纸空文,这主要应归功于川江轮船公司的努力。”

  立德先生并非信口开河,因为30年前就来到中国的他,正是川江轮船公司的创办人。

  川江上的英国冒险家

  立德生于英国,后来在柏林上过学,所以1859年他第一次踏足中国时,是受雇于广州一家经营茶叶的德商洋行,充当品茶师。

  那一年,在法国人主持下,连通欧亚的苏伊士运河刚刚开工。而在中国,是大清咸丰九年,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挥师直逼京津。天生喜欢冒险的立德,第二年就跑到上海去了,那时候,太平军与清军正在南京城下及江浙皖一带反复拉锯。

  据说,立德精通中文,他利用洋人的特殊身份,穿梭于两军营垒之间,甚至到苏州拜会过忠王李秀成。当然,他的本职工作是到处去收购茶叶及生丝。1862年左右,头脑精明的他在长江中下游新开辟的通商口岸汉口和九江,分别开办了一家茶行。可他运气似乎不太好,有一回不知何故在汉口被湘军士兵暴打了一顿。

  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前后,他回到上海,跟他的兄弟一起创办了立德洋行,自此在上海租界一住就是16年,并一度任职于公共租界最高行政机构——上海工部局。

  不过,与后来冒险“开拓”中国西部的“辉煌”成就相比,他早期的东部生涯,不过是必要的学习和历练而已。

  大约是19世纪80年代初,立德对长江上游及四川一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第一次西行之前,已经有外国人取道三峡入川,见识过美丽富饶的“天府之国”,但立德的冒险不光出于好奇,他的确是个有心人。

  1883年,他探访四川归来后,很快写成《通过长江三峡》一书,让全世界都有机会了解壮丽而危险的川江航道(长江宜宾至宜昌段通称)。第二年,他购买了一条小轮船,取名“彝陵号”,大胆地首次开办汉口、宜昌之间的冬季轮船运输——以前,其他中外轮船公司,只有夏天时才敢往汉口以西的长江上游开行轮船。

  到了1887年,立德把业务扩展到重庆,他本人则时常去四川各地旅行。此时,重庆尚未正式对外国开放通商,所谓“口岸”地位,仍然停留在相关条约的文本里。因此,立德自命为近代重庆开埠的前驱,也不能算言过其实。

  “我们更倾向于开放四川重庆”

  立德所说的《芝罘条约》,即1876年(清光绪二年)中英签订的《烟台条约》(烟台旧称芝罘),其主要内容是西南“对外开放”及增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口通商等。

  《烟台条约》中特别规定:“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

  一般认为,这就是重庆“开埠”的起点,而数年后立德得以经三峡入川,经营汉、宜航线,最终落脚重庆,正是拜这一条款所赐,只是他大有打“擦边球”的嫌疑。

  1861年汉口开埠后,擅长航运贸易的在华英商,早就对汉口以西的长江航道及沿途市场的开辟发生兴趣。1869年4月,以英商为主的上海商会派出代表,与英国海军小组人员一起,乘船自汉口溯长江上行。由于三峡水急滩险,他们从宜昌到重庆,走走停停,花了足足半个月,才于5月12日最终抵达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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