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近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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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商务总会筹办第一次商业劝工会的动议,1906年年底即已提出。而这一年,在天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据统计,1906年,天津国内外贸易总额逾11625万海关两(清朝中后期海关使用的标准记账货币单位,以避免市面流通银两成色不一造成的折算困难,下同),比上年增加1594两,仅次于上海,首度跃居全国第二位。但国外直接进口额为4010万两,输出仅258万两,入超严重(差额部分为国内其他口岸转口贸易)。

  这种状况可谓有喜有忧。喜者,天津自此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北方最大商贸中心,不再只是近在咫尺的北京城政治和经济上的附庸;忧者,则是洋货自天津口岸源源涌入,不仅广大的华北腹地传统产品市场遭其侵蚀,天津本地的工商业只是畸形繁荣,拿不出自己的“拳头产品”,长此以往,白银等硬通货持续外流,本就脆弱的城市金融也将面临更大动荡。

  再加上高达4.5亿海关两的巨额庚子赔款,每年都要由各地分摊,天津为通商大埠,摊派负担更重。由此可以想见,天津官商两界希望通过创设工艺学堂、举办“劝工会”等多种手段,提升产品工艺,促进华货购销,最终振兴实业的迫切之情。也能够理解,天津商务总会高层为何甘冒惹恼官府的风险,力争为参与交易会的华货减免税收。

  天津商务总会与直隶工艺总局携手“劝工”的努力,终于逐渐取得成效。据1907年直隶官方文献记载,当时天津“人人各印入实业二字于脑中,于是学界中人有工业教育之想,商工界人有工艺创造之思”,天津近代工业开始兴起。

  1906年至1909年是天津近代工业兴办的第一次高潮,4年间共设厂22家,资本总额约280万元(两家外国工厂不计),比前4年增加近两倍,平均每家工厂资本额14万元,比前4年也增加了一倍。从技术上看,一些新开办的面粉厂、织呢厂、造纸厂及火柴公司等,均以电和蒸汽为主要动力。

  特别是直隶政府投资20万两银子兴建的北洋劝业铁工厂,是当时较大规模的机械制造厂,可生产锅炉、汽锤、车床、起重机、抽水机等二三十种机器,年销售额达6万~7万两银子,为天津周边地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必要设备。

  民国成立之前,天津本地尚没有单项投资超过100万元(约相当于现在的七八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大型工厂,但在附近的唐山则由直隶政府和天津商人合资创立了两座大型厂矿,即1906年开办的启新洋灰公司(资本100万元)及1907年开办的北洋滦州矿务公司(资本280万元)。周学熙代表直隶政府在启新公司投资近50万元,并兼任滦州矿务公司董事,天津富豪八大家之一的盐商李善人家,则持有启新公司另一半的股票。

  邻近地区兴建大型工厂形成的投资虹吸效应,给天津本地近代工业的资金积累带来不利影响。但建大厂获巨利的可观前景,也引发了天津商人集资建厂的热潮,投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大型面粉厂及纺纱厂的数个计划已初步成型。

  可惜的是,自1910年到1913年间,中国政权发生交替,天津市面尤其动荡不安,这些投资者只好捏紧钱袋子,苦苦等待合适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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