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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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金田起义时,洪秀全没有露面,《易》曰:“潜龙勿用”。那时,他“避吉”在乡下胡以晃家里,如列宁十月革命时待在瑞士。

  历史事实的小虫子,往往蛀穿逻辑,一个细节改变了我们的思维定式。

  通常我们都认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革命领袖都是登高而呼,叱咤风云,那些历史教科书,就将这样的历史图式,印在我们的记忆里,不惜用这样的图像记忆,诱导历史事实。

  事实是,金田起义,他不在现场,是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名义,猝然发动之。

  他本来是个被科举制淘汰下来的小角色,一个四次落第的秀才,本以为他在革命来临的时候,总该振臂一呼,掀天揭地,没想到,他竟然脱离群众,躲到胡以晃家“避吉”。跟天王一起“避吉”的,还有冯云山。

  他们为什么会在这时突然变成“宅男”,难道是害怕了?如果仅有洪秀全,那么一说,亦非没有可能,因为精神领袖,往往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群众酣睡时,他去呼唤,一旦醒来,要行动了,他却“避吉”去。

  可冯云山不是这样的人,可为什么还要让他跟着洪去“避吉”呢?有可能是出于权力转换。那时,运动出现了新核心,核心已不再是洪、冯二人,而是代表天父、天兄、天王的杨、萧(萧朝贵)、洪,在新的“三位一体”格局里,没有冯的位置,与其让他碍事,不如让他“避吉”。

  天国初期,教权由天父、天兄、天王三权分立,而以天王代理;政权是五王共和,冯、杨、萧、韦、石都有自己一份实力,而洪没有,故政教分离。洪地位虽高,却没有实权。

  于是,洪秀全开始算计,排挤冯、萧,以韦杀杨,以石诛韦,再逼走石达开,三下五除二,才真正成了“秀全”——我乃人王!

  就这样,一个文不得、武不得的家伙,就这样,一步步走向专制。不专制,做王还有什么意思?

  从创业到分赃

  原来,天国有圣库制度,建立之初,所有天国将士都捐了自己的财产来干革命。

  天国没有私有制,而家庭是私有制的根源,所以要取消家庭;天国没有私产,所以要把财产都交出来,变成公共财物,为了管理使用这些财物,天国建立了圣库。

  天王捐了什么?好像没捐什么,只捐了个“主义”。冯云山来,还搞个“三同”什么的,与矿工同吃、同住、同劳动,而天王一来就“避吉”,被人供养起来。

  杨、萧二人略有薄产,所捐有限,谈得上毁家纾难的,只有石、韦二人。

  若按现代企业制度,石、韦二人可算大股东,是真正的老板。可革命讲的是平等,财主在平等上先矮人一头,因为他们生来就与人不平等,这是原罪,要捐尽了财产,才能与人平等,所以,他们虽然为圣库做了贡献,在“主义”上却没人替他们加分,无产者有自己的名分。

  能得高分的,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人,天王就是这样的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江湖文化,容易产生这样的人,老百姓多半也愿意跟着这样的人。

  天国初期,受短缺限制,仅能保证“有饭同吃”,无余产可共,惟女人,因家庭取消,编入女营,可供其按需分配。他在“避吉”时,就有后妃15名,此后增至88名,都是有名分的,如还包括没名分的,那就不知有多少了。

  天条规定,将士男女有别,分男营、女营,同行不同住,犯天条者,“老兄弟定点天灯,新兄弟斩首示众”,“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而诸王却不受约束,可按级别供应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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