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注意的光绪十六年:同光中兴名臣凋零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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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十六年,曾国荃、曾纪泽叔侄,湘军水军统帅彭玉麟、杨岳斌,河南巡抚倪文蔚、前山西巡抚卫荣光、前闽浙总督李鹤年等晚清重臣,到了岁尾,更有醇亲王奕譞,均在这年作古……迄今为止,研究晚清历史的学者,未见有人关注光绪十六年北京流行的这场瘟疫。

  姜光绪十六年(1890)底,中国北方是一个暖冬。十月廿六日(12月7日),节气已入大雪,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

  晴,尚暖。俗云小雪封地,大雪封河,今大雪地犹未冻,午忽雾塞,阳气不收之征也。未晴风起,仍不甚寒。(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六年十月廿六日,中华书局版,第五册,第2408页)

  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申报》也报道说:

  大雪以后,四野天低。一轮日黯,朔风不竟,饶有望云思雪之意,而连朝欲雪不雪,似烟非烟,一片阴霾,弥漫空际。且天时奇暖,不特河道未见冰凌,即沟壑之中,冻者半,未冻者亦半,非天道自南而北,即寒暑之愆期。气候之不正也,或者恐酿冬瘟,不禁又切杞人之忧矣。(《丁沽霜信》,载《申报》,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二版)

  冬瘟就是冬季传染病。清代医学术语与西医用语完全不同,当时人记载的“大疫”、“时疫”、“疠疫”、“冬瘟”、“疫气”,对应今天什么疾病,往往医史专家也难以解释。一般理解,天花、霍乱、白喉、猩红热、疟疾、伤寒,都可归于瘟疫之中,而流行性感冒、脑膜炎、甲乙型肝炎,当年叫做什么,就含混不清了。研究医学史的学者余新忠认为,准确判断历史上发生的疫病为现代医学所称谓的何种疾病,无疑是件令研究者和读者感到兴奋的事情,然而这种判断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有时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9-80页)。

  这年十月廿六日(12月7日)傍晚,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忽觉疲不支,饭后漱洗即枕,后胃气郁勃,起于腹中,上振囟门,下窜腰际,五夜不能合目,急起静坐,始稍敛摄。终不得半晌眠也”。次日延医视之,“投以疏散之品,不效”。李鸿章建议他服用金鸡霜,张佩纶“自知病伏已久,而发之猛,非中医所能治也。且疫气方炽,停留长智,非速攻不可。午后肚热,时作谵语,困甚”(张佩纶:《涧于日记》,光绪十六年十月廿六日—卅日,庚寅册,第104-105页)。几天里,张佩纶连续服药,至廿九日热退病清,身体康复。

  张佩纶患的是疟疾吗?有点像,因为他是服用了进口的抗疟疾特效药金鸡纳霜痊愈的。李鸿章相信西医,他建议女婿服用金鸡纳霜并不令人意外。张佩纶在日记中写道,他患病时,李鸿章“每日必陪医两次”。

  金鸡纳霜是从原产于秘鲁的茜草科植物金鸡纳树树皮研磨出来的粉末,经传教士发现带往欧洲并流传世界各地。往前追溯两个世纪,康熙三十二年(1693),法国传教士洪若翰(JeandeFontaney)即用金鸡纳霜治疗了康熙帝的疟疾,此药遂在清朝成为专供皇室使用的宝物。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因患疟疾无药可治,仗着皇帝的宠信,他直接向康熙皇帝索要金鸡纳霜。苏州织造李煦上奏云:“曹寅向臣言,我病时来时去,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若得赐药,则尚可起死回生,实蒙天恩再造。”康熙帝看信后亲笔朱批:“尔奏的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金鸡挐专治疟疾,用二钱未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往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两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瞩!万瞩!万瞩!万瞩!”(《苏州织造李煦奏曹寅病重代请赐药折》,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第98-99页)这是金鸡纳霜在中国流传的早期逸事,从中也可看出康熙皇帝与曹家不同寻常的深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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