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国家建设与改革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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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摧毁晚清改革、终结了清政权267年寿命的,正是原本令其长寿的改革基因。

  长寿基因变异为夺命基因,症结就在于改革红利的释放极端不公平。清代的五个阶段改革,至少证明了一点:改革红利能惠及整个体制或者大多数人时,改革就成为长寿基因;反之,如果改革红利只能惠及一小部分人群,并且将大多数人作为改革的垫脚石和沉没成本,则改革就必然成为夺命基因。一旦红利异化为“黑利”,社会将被撕裂,政权的大限也就不远了。

  改革红利与国运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串联起中国历史的潜在主线索。

  千古犹行秦王政。自秦代以来,对中国历史上12个统一王朝的粗陋切片分析,至少在统计意义上,显示改革红利与国运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

  在这12个王朝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清代,原因有二:

  一、这个王朝在晚期开始所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今仍未终结,我们当下所经历的冲击、应对、变革,或许可以从晚清所经历的类似冲击、应对、变革中,发掘出更多的可资镜鉴之处;

  二、这个在1644年以异文化、异种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居然延续了足足267年。

  摆脱成王败寇和阶级斗争这两个惯性思维,放弃将失败的前朝脸谱式地妖魔化为笨蛋(所谓“愚昧颟顸”)与坏蛋(所谓“反动腐朽”)的宣传式历史判断,我们就能发现,造就清政权长寿的基因,正是其入关之后不断与时俱进的改革、不断积累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红利。

  这些改革红利,在巩固执政合法性、扩大执政基础、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成为清政权的巨大“正资产”。

  同样的,也是因为改革红利释放的进退失据,令晚清的最后一轮改革超速失控,既得利益集团既直接绑架了改革,也间接绑架了革命,改革红利反而成为“负资产”、甚至“黑利”,最后颠覆了改革、颠覆了政权、也颠覆了社会。

  从清代267年历史看,改革作为最大的红利,其对国运的要害在于:

  一、红利的获取,其代价是什么?谁来承受成本?

  二、红利的分配,其准则是什么?谁来享受收益?

  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比增进红利总量更为关键。也正是根基于这两个问题,改革的关键,正在于要时时警醒于“改革本身的改革”——不断地深化改革,才能创造“红利中的红利”——避免“红利”变成“黑利”。

  越过长城后的定位转型

  这场改革,是满清政权从“造反者”转型为“执政者”的关键改革;也是满清凭借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外,能够迅速夺取并巩固全国胜利的三大法宝。

  贯穿清代历史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始于顺治朝、完成于康熙朝的一系列触及根本的政治变革,那就是:

  通过科举扩大执政基础;

  通过祭孔宣示普世价值;

  通过祭朱承接中原道统与治统。

  这场改革,对于满清政权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定位转型,是从“造反者”转型为“执政者”的关键改革;也是满清凭借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外,能够迅速夺取并巩固全国胜利的三大法宝。

  入关次年(1645年,顺治二年),这个血腥的政权就延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以图用 “开科取士”这种“不劳兵之法”,令“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心自息”,通过给中原精英继续提供进入、并分享政权的途径,换取他们的忠诚,通过扩大执政基础而获取更高的执政合法性,从“一小撮”的“类兄弟会”团体,扩大为能被全体精英接受、接受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参政议政的执政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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