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房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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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期间,日军的飞机轰炸了我国的很多城市,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无锡、昆明、重庆、成都、武汉、开封……纷纷遭受空袭,一幢幢房屋轰然倒塌,历史的大幕上,只剩一片残垣断壁,几口飞血。与此同时,我国的军队为了阻挡日军的铁蹄,不惜祭出玉石俱焚的“杀手锏”,用大火和大水来对付来犯,结果,冲天大火把长沙烧成了瓦砾,滚滚黄水把中原淹成了泽国。

  战争开始以后,沦陷区的人民纷纷出逃。上海人逃到香港,香港人逃到昆明,昆明人逃到重庆,重庆人逃到兰州,凡是暂时尚未沦陷的城市,都成了难民心目中理想的和平孤岛。结果每座孤岛都人满为患,房价大涨,房租飞升,迁徙地闹起了住房荒,昆明和重庆这两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大繁荣。可是到了1945年,鬼子投降了,广大难民在国民党政府和各地同乡会的资助下返回家园,迎接他们的却是更为严重的住房荒,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家园已经毁于敌手,没有房子可以住了。

  这种现象不只出现在中国,长期战争造成的住房短缺曾经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席卷大半个地球,包括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日本,包括几乎没有遭受空袭的美国本土,都在为居住问题发愁。但是所有国家的房荒都没有中国严重,因为咱们这个国家“挨打”最多,人口最多,而生产力在几个大国当中又最落后,而且外敌入侵刚刚结束,紧接着国共两党又打起了内战。

  从1945年一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甚至包括建国以后的很多年,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都一直持续着住房紧缺。当然,现在我们不缺房子了,缺的只是切实有效的住房调控,因为现在是房屋大量空置伴随着房价一涨再涨,房子有的是,但是多数人买不起。

  我们不谈现在,继续说解放前。解放前是中国有史以来住房紧缺最为严重的时代,也是城市居民解决居住问题最为困难的时代。在上海,在南京,在天津,在杭州,因为战火毁坏的住房暂时难以修复,而涌进城市的人口却越来越多,所以一房难求,那时候中等收入家庭的愿望不是买一套大房子,甚至也不是买一套小房子,而是什么时候能够租上一所小房子。

  租房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947年的上海,由于法币严重贬值,房东已经不收法币了,改收金条和大米,想租房,先交“顶费”——每个人一旦租到了房子,就不甘心离开,你想让他离开,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顶费”。上海静安寺公寓,满墙都是子弹孔的两室一厅,需要“顶费廿二条”才能租到。什么是“廿二条”?就是金条22根,每根10两!普通人家拿得出22根金条吗?肯定拿不出。拿不出金条,你就租不到房子,你就只能去闸北一带的贫民窟里找机会。有些白领住贫民窟嫌丢人,走投无路,愤而自杀。

  我读过1947年上海市政府编印的《业务报告》,截至当年9月份,全市300多万人口,有153万人住在贫民窟。我还翻过1947年到1948年的民国老报纸,在《大报》《申报》和《大公报》的社会新闻版块,总是能见到《生活逼迫,投江自杀》的报道,以及国民党政府发布的《厉行节约,禁止自杀》的通知。窃以为这种通知很像去年某地官员组织拆迁时打出的标语:“拆迁为民,自焚可耻。”

  愚蠢的官僚应该明白一个常识:除非走投无路,否则没有几个人喜欢自杀。房荒如此严重,政府应该做的不是禁止人们自杀,而是尽快让多数国民都能体面地解决居住问题,譬如说增加土地供应,鼓励住房开发,打压房价,限制房租,以及尽可能多建廉租房,尽可能严控住房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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