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救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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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鬼子给中国带来的祸害不小。

  不必说八年抗战,不必说军民死难,不必说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单是住房被毁这一项,就够书写一部血泪史了。

  1937年,日军空袭上海,闸北85%的房屋被炸成废墟(张天翼等《战时的后方》,战时出版社1938年版)。

  1938年,日军进犯长沙,国民党军队实行“焦土政策”,放火烧城,长沙95%的房屋被烧成废墟(湖南省善后救济署《善救月刊》第25期,1947年编印)。

  抗战前夕,武汉共有11万所住房,抗战胜利后,只剩下7万所,超过4万所房屋毁于日军之手(《武汉政报》第3卷第1期《武汉市住房的基本情况》,1952年编印)。

  抗战前夕,衡阳共有10万所住房,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员视察,发现整个市区只剩下5所住宅完好无损(《中华民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业务总报告》第74页,1948年编印)。

  浙江、河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除了新疆、西藏和甘肃等偏远地区以外,几乎所有省份的住房都受到过敌机的轰炸,其中浙江损失房屋91万所,广东损失房屋25万所,广西损失房屋近30万所……(《行政院救济总署浙江分署业务总结报告》第八章《房屋救济》,1947年编印)。

  抗战期间,大批的学生、工人、市民和公务员从战火中逃出来,迁徙到重庆、昆明、宝鸡、咸阳等尚未沦陷的城市。后来鬼子投降了,家乡光复了,这些难民在国民党政府和同乡会的资助下回到老家,看到的却是残垣断壁。房子没了,去哪儿安家?只有租房。然而难民实在太多,刚刚从废墟中苏醒的城市根本没有足够多的空房来容纳这些房客,住房市场上的供需矛盾极为突出,绝大多数城市都闹起房荒来了,房租暴涨,房价暴涨,无力解决居住问题的穷人急需社会伸出援助之手。

  这时候,一种特殊的廉租房应运而生,它就是差不多已经被世人遗忘的“善救新村”。

  现在长沙的浏城桥、独家山、龙洞坡、燕子岭等地,解放前全是一排一排的廉租房,它们分别叫做“长沙市第一善救新村”“长沙市第二善救新村”“长沙市第三善救新村”“长沙市第四善救新村”……每一处善救新村都是一个廉租房小区,专供租不起房子的返乡难民居住。

  还有衡阳、杭州、桂林、柳州、绍兴、嘉兴、宁波、武汉等地,也都兴建过善救新村。各地善救新村的格局和建筑样式大致相同,都是砖木结构,平房为主,一处善救新村分为好几排住宅,每排住宅再分好多间,每间建筑面积在20平方米左右,可供一家人暂时租住,房租则只是市面上同类房屋租金的三分之一左右,属于货真价实的廉租房。

  这些善救新村都由国民党政府设立的“善后救济署”投资兴建,其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财政拨款,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联邦等国家的无偿捐助。建成以后,交给地方政府代管。没有房子的市民向政府提出申请,经审核确实是赤贫家庭后,就有机会入住善救新村了。

  但是善后救济署的财力和精力都很有限,再加上国共对峙,大打内战,国际援助不是被挪作军用,就是被官僚贪污,最后建起来的善救新村远远不能满足所有无房户的入住请求,僧多粥少,谁能入住,谁不能入住,往往只能靠抽签来决定。

  比如说1947年建成的“长沙市第二善救新村”(位于打靶场),总共只有86间房,符合入住条件的住户却有228家,长沙市政府只好让大伙去抽签,谁抽中谁入住,抽不中的只能轮候(湖南善后救济署《善救月刊》1947年第25期),就跟现在经适房摇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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