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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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门销烟后,发生了“林维喜事件”。事件起因于英国水手寻衅闹事,与当地居民斗殴,打死林维喜。此时林则徐,已知有国际法,索凶时,便以摘译的《各国律例》为据,“外国有犯者,即按各犯事国中律例治罪”,这是中国对外交涉第一次“有法可依”。

  《各国律例》是林则徐让属下译员袁德辉从瑞士人瓦特尔所著《万民法》中摘译成集的,由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修改定稿,后又被魏源收入《海国图志》,名曰《滑达尔各国律例》。原著为法文,袁译据英文译本转译,为林则徐提供反英依据。

  林对国际法的运用,并非从主权国家的立场出发,而是以天下观的姿态来用的,故袁译《各国律例》,删节了对中国不适宜的章节和观念,尤其是删除了那些论述主权者行为是公共意志代表以及有关“国家意志”的片段,使国际法适应于1839年的中国形势。

  挪威人鲁纳撰文《万民法在中国》,指出原著被袁置于儒家伦理之下来翻译了。袁译将国际法的“主权”观念转化为中国传统伦理关于人际关系的观点,还用了表述中国传统伦理的词汇来译,使得本来是国际法的问题转变为伦理问题,使法律作为客观存在的问题转变为有关人情的问题。瓦特尔对国际法的理解,是建立在以基督教伦理为基础的法律和道德律上的,而袁译所使用的语言和论证方式,则把瓦特尔置于儒教政治伦理化的语境之中。这么一译,《万民法》就变成王法了,要人民讲道理、义理、天理,就是不讲权利,将国会译成衙门,宪法为例制,国际法的关键词,都被纳入王权主义。

  没有依据说袁译欺骗了林则徐,与其认为译者吊诡,还不如说是译者要与主持人的价值观保持一致,林不懂外语,可他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书可能译成什么样子,因为译者要根据他的需要来译,袁译《各国律例》虽与原著相去甚远,却是林大人所需要的。

  不过,尽管林的认识还停留在王法大于国际法的初级阶段,但他并未以王法排斥国际法。对于国际法,他是闻而求知之,知而能用之,尽可能的尝试。他不光一口咬住“民心可用”这块传统肥肉,还率先向那只来自西方因而完全陌生的螃蟹——国际法下手了。

  两次鸦片战争,朝廷与列强签约,那些参与签约的清朝官员,战前不可一世,战后任人宰割,没有一个人像林大人那样,哪怕就懂那么一点国际法,那些天下观里的脑壳,满脑子都是些天下兴亡,以为朝廷战败,没亡国就万幸,不知战败以后依然还可以是主权国,除了承担战争赔偿义务,更要捍卫国家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

  缺乏主权意识,不光是当时的朝廷,过了一百多年的今天,依然如此。今日中国近代史之教科书,有哪一本不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反省这一段历史,为什么会老是自认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如此看待自己的历史,原来只为了五个字:“反帝反封建”,一百多年的历史,三千年来的一大巨变,无数仁人志士的追求,难道只给我们留下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为什么不以主权国家的自觉来看这一段历史?为什么不以国际法的法人身份、不以主权者自居来看中华民族如何走出天下观进入世界史?这样看历史,有一种历史观的缺憾,除了仇恨,于我们无意义可言。

  使朝廷接受国际法,有两位满人起了重要作用,一位是文祥,另一位是奕訢,由文祥最早提出,由奕訢最后决定。而帮助中国掌握了国际法的,是两位美国人,一位是当时美国驻中国公使蒲安臣,另一位是传教士丁韪良,蒲安臣是推荐人,他向文祥推荐了丁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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