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向“个人主义”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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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离德黑兰》拿到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与其说是所谓的“美国精神”的胜利,不如说是“个人”的胜利(虽然个人主义常被称为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但我还是认为“美国精神”这个词有太多中国特色)。

  美国与伊朗间的政治危机是这个故事的起因,但进入状态之后,危机可能造成的人身安全伤害成为了背景式的存在,推进戏剧冲突的是一个国家如何对待国民的生命与尊严,以及个体的自由选择如何让每一个观众感动甚至产生共鸣。这已经是好莱坞那些表现“美国精神”的大制作套路,其间虽有苦痛挣扎,但不违人性的态度让它能历久弥新。

  《逃离德黑兰》用历史和政治包装,同时有传奇或者说是充满戏剧性,最后落脚到彰显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并将个人选择升华,从这些安排上来说,它能拿到奥斯卡最佳剪辑、最佳改编剧本及最佳影片奖并不离谱。

  首先它说的确实是一段隐秘的史实。1979年11月4日,伊朗的激进分子冲入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挟持了66名人质。直到1981年1月20日,美国人质才全部获释。期间,有6名美国外交人员逃到了加拿大大使肯·泰勒的官邸内。他们一旦被发现,于公会引起一场外交风暴,于私这6个人可能性命不保。美国方面制定了秘密计划营救这些人。

  其实这些事是有前因后果的,1953年改革派穆罕默德·萨穆台当选伊朗首相。美国帮助巴列维国王和保守派发动政变推翻了萨穆台。而美国扶持的巴列维犯了众怒,1979年1月流亡国外。10月,巴列维前往美国治病,这激怒了伊朗的革命者,才发生了开篇的那一幕。美国与伊朗乃至中东世界的冲突及对错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120分钟的《逃离德黑兰》只用了10分钟将这些一笔带过。很明显这部电影肯定不是在说历史或者对此进行判断,只是借此营造出一种极端化的故事背景。

  电影的戏剧性也就此展开。

  美国中情局特工安东尼奥·门德兹制定了一个营救方案。他注册了一个电影公司,像模像样地要拍摄一部科幻片《Argo》(也是《逃离德黑兰》英文片名)。这部电影要到伊朗取景,而那6个人会作为工作人员,在取景结束后返回美国。

  这个计划是真实存在并被成功实施的,天然地有传奇色彩。《逃离德黑兰》借此进行改编,并设置了惊心动魄的细节。比如说在电影的最后,6个人加上门德兹登上了飞机(史实是那6个人加两个特工),伊朗革命军沿着跑道加速追赶,企图阻止飞机起飞。伊朗媒体已经指出这是电影的杜撰并有“政治动机”,而且制片人也承认这有违史实。但这却是最程式化的电影桥段,作为观众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电影最具起伏性的情节之一。

  这不是一部纪录片,也并非为彰显一个国家为了面子去拯救自己的臣民(伊朗人质危机是卡特总统下台的一个原因),否则就像电影中人物说的那样:若是苏联人质被扣押早就开打了。电影中的美国政府对营救6个人是没有异议的,或者说保护每个普通国民的生命与尊严是基本共识(电影中6个人身上也没有什么机密可榨取)。只不过这可能会引起外交冲突,这种风险需要决策者去承担。这种情况下,作为个人肯定要瞻前顾后,此间的“小心眼”是人性,不是某种制度可以消灭的。电影中参与营救的人都在承担这种风险,但在关键时刻都是将别人的生命放在自己的前途之上。

  当然这有点儿过于理想化。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政府能将个人的生命与尊严放在首要位置,那个人作同样选择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如果一个政府视人的生命如草芥,那个人选择草菅人命仿佛也很“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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