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连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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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杂志不可能有改变历史,塑造民族性格,左右国计民生的力量。除非,这杂志名唤《新青年》。

  在台湾,部分发挥了类似作用的杂志,还不止一本。夸张地说,从名噪一时的《自由中国》起,战后台湾的历史,可以用一本本杂志连缀起来。

  《文星杂志》于1957年11月由萧孟能创办,早期标榜“文学的、艺术的、生活的”,而非政治的。1959年将目标改为“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从而启发“进步的思想”。1961年11月李敖的加入带来质变。杂志的重心转向思想论战,全面攻诘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现代化、西化,宣扬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李敖甚至因为文化论战跟人对簿公堂。

  1962年8月后,《文星》杂志迈入新阶段,除思想启蒙外,重心放在对社会现状的检讨批判上。此后,台大教授殷海光等人以《文星》为阵地,传播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观念,使杂志成为许多台湾青年的精神灯塔。杂志的编辑与作者一度被称为“文星集团”,其实《文星》的同仁们构不成一个集团,更不是政团。

  1965底,杂志出到第98期,时任主编李敖发表文章《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矛头直指在国民党内主管宣传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主任谢然之,指责他违反了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不应凭藉权力,压制他人”的指示。在当局看来,这当然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杂志立即遭到停刊一年的行政命令处分。一年期限将到,杂志的老板、文星书店公司董事长萧同兹又忽然收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的函件,明告“兹据有关方面会商结果,认为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于是第98期杂志成为最后一期,《文星》的时代,自此结束。李敖后来揶揄说:“它生不逢时,也不逢地,最后在高压之下殉难小岛……”

  上世纪70年代,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工业化后中产阶级兴起,台湾国际环境和“外交”领域的挫折,以及蒋经国即将接班带来的权力转移,使社会再度酝酿政治变革,《大学》杂志成为象征。

  《大学》创刊于1968年,由几位青年知识分子创刊,原只是一本文化思想性刊物,1970年改组后,发展为政治革新的言论力量。当时,蒋介石年事已高,准备安排儿子蒋经国接班,有必要跟青年知识分子广结善缘。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两次青年人士座谈,会中许多青年对时局提出批评。台北市青商会长张绍文提议召开青年“国是”会议,起用优秀青年,贯彻政治革新,同时发行报刊以团结海内外青年。于是,国民党当局嘱意他们筹办一本叫《中国青年》的杂志,但这些青年认为创办刊物可以自己着手,无须经由国民党党部来办,以免言论受限。于是现成的《大学》经过改组扩充,成为一本全新的政论刊物。

  《大学》中的大学,不是哪所高等院校,取意于儒家经典《大学》开首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古典的立意,化成了由新生知识分子和青年企业家结合组成的笔阵。

  1971年元月,在《大学》创刊三周年纪念刊上,刘福增、陈鼓应、张绍文联名发表《给蒋经国先生的信》,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多接触想讲真心话的人;二是提供一个说话的场所;三是若有青年人被列入“安全纪录”而影响到工作与出国时,请给予申辩和解释的机会。

  1971年4月,为响应海外保钓运动,《大学》发表由93名学者、中小企业家等共同署名的《我们对钓鱼台问题的看法》,同月,台湾多所大学掀起保钓运动。

*除《中国经营报》署名文章外,其他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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