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步维艰商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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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2月下旬,28岁的警官刘孟扬,怀揣5000元现大洋,接手天津商务总会机关报《天津商报》,当上了总理兼主笔。

  此时,这份创刊不到3个月的报纸,因前任总理不善经营,当初投入的1万元大洋亏损殆尽,只留下一堆机器、铅字和家具,全无现金周转,不得不停刊。

  商会办商报不成,居然要由一位年纪轻轻的警察接盘,未免有些蹊跷。

  1官督商办

  1905年初,为顺应清廷新成立的商部“劝办商会”的要求,天津商务总会在天津商务公所的基础上改组成立。

  此时,原商务公所四大总董中,除出身地方富豪“八大家”的卞煜光因年老多病请辞外,盐商王竹林、买办宁星普及钱商么品珊,仍负商务总会主要领导之责。

  同年9月初,这三位大佬联名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打报告,希望批准商会自筹资金,在天津办一家报馆,以求开通民智、振兴商务、舆论自主。

  自1860年开埠以来,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最大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教育发展程度超出其他大多数城市,新闻时事及新知信息需求日增,近代报业应运而生。到20世纪初,天津先后出现五六十种报刊杂志。

  但这些报刊不是托庇于租界、受洋人掌控,就是以时事为主、偏向政论,或两者兼有。如一度热衷议政的天主教徒英敛之于1902年6月创办的《大公报》,即获法国驻华公使及天主教会法籍教士支持并入股。对天津华商急需知晓的各埠货价起落与市场行情,它们并不重视,更谈不上让华商有一个沟通商情、发表意见的地方。

  天津商务总会总理王竹林等人递交袁世凯的报告中称,有意聘请北京报人朱淇,担任新办报馆的总理兼主笔。他们目标颇为远大,计划先以天津为报馆总部,名为《天津报》,将来推展至京、沪、汉、穗及香港等大商埠,不光设记者站、印地方版,最终还要各地独立出刊,“为我国收回言论之主权为宗旨”。

  袁世凯自己虽然学历不算高,但在李鸿章淮系麾下历经洋务运动、甲午之役,一度又与维新派走得较近,“庚子之变”后更成为新政自强的干将,对媒体舆论在政局变革中的力量自有认识。1902年,大约是《大公报》面世前后,他即授意出版了天津第一份政府报纸《北洋官报》。

  天津商务总会初创,本来就是出于袁世凯的意思(详见本报2013年2月4日D8版《维稳救市津门商》),商会办报,他亦乐见其成。因此,在将上述报告转呈清廷商部时,袁附上的意见是:“自应准予立案”。

  成立不过两年的商部,首任尚书(即部长)是三十出头的皇族载振,此君出洋考察归来不久,支持新政改革,官僚气还不算太重,接到报告后不到十天便批示“准予立案”。还要求商会出报后必须随时寄阅,而商部有关商务发布事宜,可按月整理,由报馆来人领取刊登。换言之,天津商务总会所办报纸尚未问世,就拥有中央主管部委公告发布“指定报刊”这一金字招牌。

  2暗度陈仓

  官方牌照有了,专业人才找到了,办报资金则是从天津商务总会开设医院的余款中拨出的1万元。

  1900年以前,全中国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民营工矿企业,据说总共不过122家,而1904~1905年间,天津附近开滦煤矿工人平均工资约为每月8元,一年辛苦下来挣不到100元。由此可见,天津商务总会算是铁了心斥巨资办报的(英敛之当初办《大公报》,启动资金也是多方筹集的1万元上下)。

  可惜好事多磨,新报馆开张不到3个月,因亏损甚多,朱淇借口北京的本职工作繁重,难以两头兼顾,撂挑子不干了。王竹林等人经商很有心得,办报却是外行,一时束手无策,报纸被迫暂时停刊。这才发生警官刘孟扬出手接盘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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