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隐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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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奉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者坚持认为,生物进化的方向或结果,是对环境的适应,而非越来越高级和越来越复杂。这便让他们总是面临诸多诘难。第一个诘难是关于适应的标准:什么叫适应环境?说一个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好,其标准是什么?关于标准,进化论者磊落给出三条:个体数量多、分布广、亚种群数多。然而这三条标准一出,第二个诘难便旋踵而至: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会出现多细胞高等生物,比如人类?要知道,与我们肚子里的大肠杆菌相比,用以上三条标准来衡量,我们人类显然都是输家。数量和亚种群数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不说,单就分布来说,因为大肠杆菌存在于每个人的体表和体内,既然我们无法想象有一个完全不含大肠杆菌的人类个体存在,那么,大肠杆菌在自然界的分布——按生物学术语来说,叫生境——必然要比人类广泛。

  如此说来,从单细胞的细菌向人类这样的多细胞高等生物进化,又怎么可能发生呢?按进化论者自己的观点,这种从适应性良好的物种比如大肠杆菌出发、进化出适应性不那么好的物种比如人类的现象,便成了悖论。聪明的斯蒂芬·J.古尔德是这么解释的:单细胞的细菌是自然界中独立生存的最简单结构(比它更简单的支原体、衣原体、病毒等都只能寄生于另一个生物体的体内),所以,它们便无法向更简单的方向进化。就好比一个醉汉从酒吧出来,东倒西晃地回家(东倒西晃在此暗喻随机突变),他走的这条十英尺宽的路左侧是酒吧的墙(不能进化成比细菌更简单的支原体、病毒什么的),右侧是一条大水沟(掉进去就意味着进化为多细胞高等生物)。

  这个解释确实非常聪明。但是,有正式名称的多细胞高等生物就有300多万种,从蚂蚁到大象、从地衣到银杏,掉得满坑满谷。古尔德本人就是“间断平衡”进化论,即寒武纪大爆发理论的发明者,他自己当然知道如今地球上生物的千姿百态林林总总,都是从两种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蓝绿藻和酵母菌——进化而来。即便生物进化的动力是越来越适应环境,但几十亿年生物进化中一个总的趋势实在不能无视和否认:在进化过程中,生物确实是在向越来越高级和越来越复杂的方向前进了。

  由于历史因素,同意生物进化会向着越来越高级和复杂方向前进的,便被划为拉马克阵营。否认这一点的,则守在达尔文阵营。所以,对于进化论信奉者来说,这是个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半步不能退。然而现实却是如此明显,怎么办呢?逻辑上,办法只有一个:找到生物的适应性与复杂性二者之间的因果性,或相关性,以证明复杂性不过是生物适应性进化过程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方能解决问题。这个任务,落在了约翰·霍兰头上。

  霍兰(以前国内多将其名字Holland译成荷兰德)在圣塔菲研究所工作。这家研究所以学科交叉为方法论,多年来聚焦于对混沌理论的研究,出了很多成果。但是,一个混沌系统实在是太复杂,它必然具有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相变前无法对相变后状态进行预测等特征,所以多年来,对它的理解多为描述性的或洞见式的。比如霍兰的同事考夫曼早年写的一本《宇宙为家》,就是对自组织这一概念进行普及性的阐述。然而对于科学家们来说,一个东西如果不能用数学公式进行表达,那至少也要能够建立起模型。因为,如果没有公式或模型,便无法对事物进行预测,证伪也就谈不上了。完全的事后性描述,这样的工作由小说家来完成大概会更出色。然而,面对诸如一个纽约金枪鱼罐头的销量变化或深圳股票交易市场的走向,公式和建模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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