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我反而更关注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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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历史事实并不是我写作的重点,而历史被记录下来的过程,以及后世传播和解读的过程,才是我研究的主要方向。”《民国了》作者杨早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谈到。

  在2012年期间,出版界出现了民国热,相关题材的书籍至少出版了100多本,此时杨早选择这个题材出版,无异于炒冷饭。然而,杨早的这本书却能成为文化学者赞誉的对象,也成为各大书店的畅销书。这主要归功于其独特的写作方式,即“新闻特写方式”,通过大量细节来还原历史现场。杨早在微博上说过自己是“细节控”,大量的事件细节才能让故事显得丰满鲜活,才能尽量试图还原现场的气氛,以及那些历史关键时刻的可能性。

  问:现在很多人呼吁要还原历史,尽可能争取历史的真实性呈现。作为社科院的历史研究学者,想必你掌握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按照你的写作思路,你是如何筛选这些资料的?

  杨早:我反而会借鉴很多通俗历史,而不仅仅是官方研究出来的文献。因为很多人写作的时候,为了吸引眼球,会将能找到的最骇人听闻的说法或者资料呈现出来,尤其是跟主流思想相违背的说法,以增加自己文章的独特性。那么我参考这些,便可以使自己书中的观点更多元化和丰富。

  当然,这也需要一些去伪存真的验证。一般情况下,我们无法去验证历史,一切都是推测,那么推测的根据就是材料的互证。我认为,史料出现的时间越晚,可信度就越低,因为当事人已经看不到了,怎么编都行。我比较倾向于历史正在发生时候所出版的文献。就好比说,当事人在事件发生时,在报纸上写的文章,或者他每日记的日记,日后不会有时间一篇篇修改的那种,都是比较可信的。因为当时影响很大,如果他写的不真实,马上就会有其他当事人出来反对,这样一互证,我们就能大概探测到这个史料的真实性。

  问:但是你在很多访谈里也提到,你并不是要去研究历史的真实性,这又怎么解释?

  杨早:历史是很难被还原的,这是一个无可争论的观点。因为我们所能记录下来的文字,有的是经过加工的,有的甚至是虚构的。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是政治或者立场的需要,一方面也跟记录者的情感倾向有关,还有更多复杂的原因,都可能导致历史面貌的扭曲。而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首要的工作,便是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声音一并呈现出来,让人们去思考。但是我会说清楚,这是被叙述的。我不太愿意在书写中把这些资料当作一个完整真实的东西告诉别人,好像这个东西就已经是泰山不移的事实,历史应该保证它的开放性和它的未完成性。

  所以我一般不愿意说自己是历史研究学者,而是将自己定位为中立的历史记录者。在我的历史书里,我会比较推崇《申报》的记载,是因为《申报》的立场够中立。当时,他们除了自己的专电外,还会翻译很多外电。而我们常常能看到,在同一期的《申报》上,会有观点相互矛盾的文章并存,他们基本能做到有闻必录,有新闻早期的理想主义色彩。所谓保持中立,就是让不同立场的几方,有平等的话语权。

  问:所以你提出,历史写作的方式应该是“新闻特写方式”?这个定义什么?你是如何呈现的?

  杨早:前一阵有一篇我的专访,题目是《杨早自1911发来报道》,这个题目很好地说明了我的写作态度和方式。以前的新闻工作者,常常追求绝对的中立,但中立不意味着不允许有偏颇,而恰恰是允许各种偏颇甚至极端的思想呈现出来,如今最新的新闻理念是讲究制衡,要允许所有观点并立,才能有制衡效果,为后人研究历史时提供更为综合的资料。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个事情是怎样被不同的观点叙述出来的。我要做的,就是对于当时的评论,加以评论。

*除《中国经营报》署名文章外,其他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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