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曦:寄身中国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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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彼南山,言采其薇

  柴莹辉

  “当火车快到赫尔辛基时,我看到了赫尔辛基大教堂。”林白曦这样回忆自己第一次“回家”时印象最深的画面。

  那是1974年,年轻的林白曦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穿越广袤荒凉的西伯利亚,回到阔别19年的故乡——芬兰。但家乡的教堂似乎更像一个遥远的象征,尽管他一出生就在这里完成了洗礼。

  在此之前,林白曦所有的成长岁月都交付在了遥远的东方——中国。在他前半生的岁月中,他几度离开,又几度归来。操持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儿”,他在骨子里已经默认了中国所赋予他所有的成长与改变,而芬兰国籍又敦促他保持微妙的距离,做一个中国历史的旁观者。

  “如果退休,我的生活将会一半在芬兰,一半在中国。”这位芬兰航空中国首席代表如是说。

  文化混血

  你很难定义林白曦是一个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汉语说得比很多中国人还要标准,能够心领神会地使用“运动”“关系”这样微妙而含义丰富的中国词语,熟知中国古文化,孩童时攒古铜钱,现在又开始收藏补子,家里布置得中西合璧,倚着清代中式柜子喝香槟,一副浑然天成的自得。

  每当他的电话响起来,你完全猜不到他会使用汉语、芬兰语还是英语,有时一副公务腔调,有时换做嬉笑怒骂。

  “晚上六点半,我们八个人正好一桌,没有调皮捣蛋的。”

  这一次的电话,是三道智商国学班的同学打来跟他确认晚上的饭局。像这样的饭局,林白曦每个月都有很多次。他能够游刃有余地使用这种中国人最常用的方式,交上各行各业的朋友。

  这种对中国式人情世故的熟知和掌控,是多年浸润其中历练的结果,却也包括在一些特殊年代的世事积累。

  1972年冬天,也是一场饭局。他跟几个哥们儿在王府井一家广式餐厅聚餐,吃完饭他就骑着自行车回去了。没想到他一走,那几个朋友就被警察堵在了饭店,怀疑他们“里通外国”,后来电话打到了林白曦家所在的派出所,询问了他家的情况,才洗刷了那几个朋友的罪名。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少年林白曦常觉得沮丧和迷茫。“如何正常交往,而不给对方带来麻烦?”他一直都在思索这个问题。

  早在1956年,刚刚三岁的他就跟随父母来到了北京,父亲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母亲在人民画报社做翻译。

  林白曦在北京的童年生活还算不错,但“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老师要求同学们少跟我接触”。而在1969年中苏交恶后,身在中国的老外更是备受“关注”。这让林白曦一时间无法适应,被孤立起来的他只能找那些父母被批判的孩子或者高干子弟来玩。现在,这些当年“有问题的坏孩子”有的还成了他最亲近的“发小”。

  这样的切身体会,使他在某种程度上跟当时很多中国人的心理是同构的。

  顺势而为

  上世纪80年代,芬兰航空选择他只身在中国开辟疆土,林白曦融会中西的特质被芬兰航空看中。多年以后的2005年12月6日(芬兰独立日),因为在芬兰航空中国市场开拓方面的杰出表现,芬兰总统授予林白曦“骑士”称号。

  事实上,林白曦比很多中国人更懂中国。“我对中国前前后后看了五十年,中间没有脱节。”

  文革初期,林白曦曾经跳上火车参加大串联,跟大批革命青年一起南下到了广州。1981年,林白曦再次南下。这次,他的身份是向导,带着两名知名芬兰电台记者采访了艾青夫妇。刚从新疆流放回来,复出不久的诗人夫妻一开始对外国记者保持了高度警惕,尤其是艾青的夫人高瑛女士,言谈间极为谨慎。“但后来我随口的一句话好像说到了他们心坎儿上,一下子就打开了他们的话匣子。”林白曦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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