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救市津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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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洪安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5月中旬的一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办公室案头上,送来了天津府知府凌福彭的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天津商务公所筹办情形的。

  曾与康有为同科进士出身,又是广东老乡的凌知府,如今成了权倾一时的袁总督之得力帮手。连日来,他跟天津商界头面人物频频碰头,逐一拟定了《天津商务公所暂行章程》十三条,转呈催办此事甚紧的顶头上司。

  袁世凯阅罢,大笔一挥,批道:“目前津市关系紧急,仰即督同绅董迅速切实开办,通筹利弊,力图补救,以振商务,而维大局,是所切盼。”

  1钱业乱象

  盛宣怀与袁世凯,均为李鸿章的嫡系,亦是晚清最后十数年政坛上头脑较清醒、眼界较开阔的少数中枢重臣之一。时任会办商务大臣的盛宣怀,因中美重修商约谈判之需,力促创办上海商务会议公所,开了中国近代新式商会的先河(详见2012年12月17日本报D8版《“第一商会”耀浦江》),而坐镇北洋的袁世凯,则是继之而起的天津商会的最重要推手。

  自1860年被迫开埠后,兼有河海运输便利,又扼守京师门户的天津,渐成华北航运外贸中心。加上李鸿章领衔的洋务运动期间,在此投资兴办天津机器局等国有军工企业,种种利好因素推动,地方近代工商业开始起步,资金流通需求大增,银钱业(钱庄、票号)得以迅速发展。

  至19世纪末年,天津共有钱庄300多家,炉房(专门熔铸元宝和银锭的钱号)40多家,汇丰等一大批外资银行,亦相继前来设立分行,天津俨然成为华北金融中心。

  但1900年“庚子之变”期间,天津不幸成为重灾区,义和团排外运动爆发在前,八国联军侵占劫掠在后,本来十分繁华的市面,一夜之间满目苍夷。

  战事平息后,八国联军在津设立都统衙门,召集商贾复业,但应者寥寥。当时,各官府机构及商家存银均被联军抢光,在钱庄或私人手中暗藏的白银又不敢投入市场,造成银根奇紧,周转困难,现银贴水高达三至四成(即钱庄开出面价一百两的银票,只值六七十两现银),以至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同时,私铸制钱(官方钱币)之风盛行,严重扰乱行情。

  1901年,在义和团暴动中维稳有力的袁世凯,从山东巡抚升任直隶总督,他从联军手中接管都统衙门,设为总督署。面对津市乱局,他的对策是设立平市官钱局,并严令禁止贴水。

  但这样一来,天津银钱业“硬着陆”,一部分贴水数额较大的钱庄资金链断,应声倒闭,各行业及普通居民存款损失很大,商界更加人心惶惶。

  一些大商号老板唯有联名向袁总督上书,要求准许设立商业组织,通盘筹划国计民生问题。袁虽靠武功起家,但尚算体察商情,眼见强力行政调控不能收效,便批准设立一个官署性质的商务局,委任汇丰银行买办吴调卿为总办,王宗棠为帮办。

  吴调卿原籍徽州,为清末天津四大买办之一,因安徽同乡之谊结交李鸿章,由此得袁世凯信任。但官办商务局缺乏群众基础,洋行买办又素为本地商人所恶,只能是一个空架子,不久即告撤销。1903年3月,洋布绸缎、粮食和银钱等各业绅商,再次向袁世凯上书,欲成立纯粹商人自办的公所,终于再获“恩准”,于是就有了天津商务公所筹办那一幕。

  2“四大天王”

  史料记载,天津商务公所于1903年5月13日在万寿宫(今老城北马路外估衣街)开办。公所之名,是仿效一年多前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而来。

  四位创会总董经众商公举,由袁世凯委任,分别为卞煜光(隆顺洋布庄)、王竹林(长芦盐纲公所)、宁星普(新泰兴洋行买办)及么品珊(德恒钱庄),均为清一色的本帮商人,宁星普原籍直隶,其他三位都是天津人。知府凌福彭作为官方代表,出任公所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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