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知府与“直隶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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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洪安

  1903年天津商人为抱团自救,力争创办新式商会,天津府知府凌福彭沟通上下,奔走甚力,应算有功之人。

  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期间(1901~1907年),以天津为试点,推行“直隶新政”,凌福彭是具体实施者,督办天津商务公所,只是“新政”诸多业绩其中之一项。

  凌是广东番禺人,早年为张之洞幕僚。众所周知,探花郎出身的张之洞,学富五车,很看不起没有科举功名的武夫袁世凯。1895年,已当了京官的凌福彭,又与广东南海同乡康有为同科考中进士。据说,康有为就是在凌福彭设的一次饭局上,与曾出使欧美诸国,倾向维新思想的大臣张荫桓结识。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寄予厚望的袁世凯临阵变卦决意告密,康有为被迫仓皇外逃,张荫桓获罪充军新疆。

  庚子之变后,逃难归来的凌福彭获授天津府知府,成为刚刚升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的直接下属。有以上种种过节,凌仍能得到袁赏识,并长期辅佐左右,多少让人感到意外。

  起初,天津仍为八国联军占领,凌福彭迟迟无法实际到任。按照《辛丑条约》规定,天津城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1902年,袁世凯挑出3000名北洋新军,由部下赵秉钧进行3个月的短期警察训练,以维持市面治安之名浩浩荡荡进城,凌福彭借知府身份积极配合,最终从联军手中接管了天津。

  凌福彭在天津首创中国城市自治的先河,筹办自治研究所,成立天津议事会,并利用巡警,做了中国最早的一次人口普查。又积极推进司法改革,设置独立的审判厅,成为日后中国现代法院的鼻祖,并改良监狱制度,为罪犯兴办了习艺所,让犯人有机会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他还兼任北洋工艺学堂督办,以及天津普通学堂(后改为官立中学堂)总办,对近代工业技术教育及新式学校发展,着力尤多。

  如1903年创办北洋工艺学堂时,他不仅申请开办经费36000两、常年经费每年23000两,还亲自选址,勘验地形,动迁民房,且亲临考场,从严要求招录学生。那一年,全国只有国立大学堂3所,高等级学堂近10所,北洋工艺学堂是其一,可见其资格之老(后衍变为河北工业大学)。

  袁世凯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凌福彭也是赞赏有加:“该员才长心细,器识宏通,如果重以事权,必能力膺艰巨。”

  民国成立后,凌福彭仍受袁大总统重用,先后担任总统府政治咨议,约法会议议员等。晚年退出政坛,以书画自娱,至1930年76岁高龄时,病逝于广州。

  生于庚子年的凌福彭之女凌叔华,是民国时知名的才女作家,女婿则是20世纪30年代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亦即曾与鲁迅爆发多次笔战的“现代评论派”主将陈西滢。人以文传,日后凌叔华夫妇的名字为很多人所熟知,倒是曾亲身发起20世纪初中国城市现代化运动的老父亲,声名归于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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