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造过客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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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一年,也很可能是重庆两千余年建城史上,最动荡不安的一年。

  那一年的第一天,国民政府重庆警备司令部宣布即日起实行宵禁,并开始邮电、新闻、交通检查及突击盘查。那一年结束后的第一天,重庆全市12万人游行庆祝解放,中共二野司令员兼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委托市军管会代表,接受重庆各界献旗献花。

  政权更迭,山河变色,重庆这座中华民国的“永久陪都”,经历了怎样的一次风雨冲刷呢?

  “破厂计划”

  1949年12月1日,中共部队正式举行占领重庆的入城式,而前一天凌晨,蒋介石才匆匆乘飞机离开。

  临行前,他在西南郊歌乐山下的林园,召开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顾祝同(陆军总司令)、王叔铭(空军副总司令)、杨森(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重庆市长)、萧毅肃(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钱大钧(川康滇黔四省联合“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俞济时(侍卫长)、毛人凤(国防部保密局长)及蒋经国等亲信干将、地方大员出席。

  林园是抗战时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林森1943年去世后,蒋介石夫妇迁居于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邀赴渝谈判,当晚蒋介石在这里摆下接风宴,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交杯换盏。孰料仅仅四年之后,客主易势,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其实,前总统蒋介石是以“在野之身”召集的这次会议。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统率的国民政府,在这一年里,由南京出走,辗转流落于广州、重庆、成都数地,自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来,重庆又一次短暂地当了三十多天的“战时首都”(10月15日~11月21日)。

  就在蒋介石仓皇离渝的11月30日午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策动下,重庆市参议会、商会、工业会及“保民军”各派代表温少鹤、蔡鹤年等4人,乘坐民生公司“民运号”轮船,拉上白旗横幅,一路鸣响汽笛,渡过长江,专程赶到重庆城东南的海棠溪,迎接中共部队。下午六时许,民生公司等派出的轮船载着大批部队渡江进城。此时,国府方面负责重庆卫戍任务的杨森也退往成都了,“陪都”易手,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市面没有发生大的混乱。

  说到重庆城区和平“交接”,城市得以保全,不能不提杨森这位川籍老牌军人扮演的特殊角色。

  早在11月20日,由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领衔,以从台湾特地空运过来的爆破专家杜长城和“东南技术总队“为班底,成立了“重庆破厂办事处”,锁定重庆九家兵工厂、两家发电厂及国际广播电台等为主要破坏目标。蒋介石在林园会议上,决定撤退前夕,立即执行“破厂计划”,以免“资共”。

  毛人凤的手下接到命令,马上出动数十武装特务、交警乘坐携带炸药的卡车,强行进驻渝中老城区嘉陵江边上的大溪沟电力厂。电厂经理见来者不善,慌忙打电话给重庆市商会理事长蔡鹤年告急,蔡拉上市参议会议长范众渠,面见市长杨森,苦苦相求,要他“履行诺言”。杨森犹豫再三,最终下令撤兵。蔡鹤年随即带上600银元,赶到电厂分发给待命的警察官兵,将其劝离,电厂得以安然无恙。

  “决不烧杀”

  杨森是堂堂国府的西南军政长官、“陪都”市长兼卫戍司令,为何要履行对手无寸铁的议员、商人许下的“诺言”,而竟然胆敢不执行蒋介石刚刚当面下达的严令呢?真是说来话长。

  1949年10月,进军川黔的刘邓二野大军直逼重庆之际,中共川东特委蒋仁风通过关系,找到了重庆市商会所办的《商务日报》社长兼总经理高允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高加入过共产党,如今他在重庆人脉很广,军政、工商各界乃至三青团、袍哥无不给他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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