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开发廉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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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看过一部武侠小说,题目好像叫《游龙八卦掌》,讲的是清朝末年一中国武师跟洋人比武的故事。这名武师自幼家贫,父亲是老实巴交的自耕农,因为传教士想买他的耕地,他不愿意卖,传教士就找来打手,将他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也就是那名武师,长大后练成神功,去找洋人打擂,洋人不是对手,竟然暗使诡计,毒瞎了他的双眼。

  小孩子思想单纯,书上怎么说就怎么信,看过那部小说以后,我把传教士当成了与日本鬼子和八国联军相似的物种,非常痛恨他们。后来长大了,读的书多了,渐渐明白过来:原来在华传教士并没有那么坏。确实有些传教士靠坚船利炮和治外法权撑腰,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但他们在中国行的善举也不少(当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方便传教)。尤其是1949年后,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备受丑化,多半是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现在我知道了,中国第一家西式医院(1835年成立的广州眼科医院)、第一所新型大学(1879年成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都是传教士办的,近代第一个留学生(1847年赴美的容闳)是传教士带出国门的,第一部英汉对照辞典(1815年出版的《华英字典》)是传教士编写的,第一个现代印刷机构(1860年搬迁至上海的美华书馆)是传教士引进的。

  甚至著名的烟台苹果,最初也是出自传教士之手(1871年美国传教士倪维斯夫妇在烟台培育),我们很多人爱吃的大粒花生,还是传教士引进的(1884年美国传教士威尔将欧洲人刚培育出的大粒花生引种到河北邢台,民国时推广至全国)。当年清廷向八国联军支付巨额赔款,美国将赔款分期退还,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这笔赔款对清华大学的创建和留学生的派出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当初建议美国政府退还赔款的,还是传教士。

  以前我写过一篇介绍基督教青年会的文章,说来华传教士和一些富裕教徒在中国成立了许多青年会分部,这些分部不以营利为目的,只以助人为己任,无论是不是基督徒,只要有困难,都可以向青年会申请帮助。1927年鲁迅去香港讲学,没地方住,就是让青年会为他找的房子;1938年老舍去重庆逃难,租不起房子,也是由青年会帮忙找到了一间免费的库房。

  事实上,连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廉租房,都是在基督教青年会努力下开发完成的。

  1922年,基督教中华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提出了中国劳工改善居住生活的计划。1923年,美国传教士克拉克和奥兹德耗费一年时间调查了上海闸北、虹口、浦东等地的贫民窟,建议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贫苦劳工建造卫生良好、租金低廉的劳工新村。1924年,上海青年会筹集资金,游说政府,在浦东拿到地皮,开始兴建劳工新村。1926年,“上海青年会浦东劳工新村”建成,公开招募低收入劳工入住。

  该新村占地六亩,内有礼堂、小学、运动场、诊所、游艺室、图书室各一,公共厕所两个,其余全是供劳工居住的砖瓦房,共三十二套。每套房都是两间,一间为卧室,另外一间前后隔开,前面做客厅,后面做厨房。每套房子的前面各有一小块空地,让住户种花种草。

  新村建成后,上海青年会登出公告,满以为申请入住的劳工会挤破头,哪知道头一个月几乎无人问津。为啥?三条原因:

  第一,房子盖得太漂亮了,旁边贫民窟里的工人以为是给阔人盖的。

  第二,青年会规定的房租标准是每套每月三块大洋——这个租金标准绝不算高,同样的房子放到上海市区,每月租金至少三十块大洋,即使在浦东也不可能少于六块大洋。问题是普通劳工的收入太低了,当时在浦东打工的都是来自安徽和苏北的农民,男的去码头干苦力,女的进厂,老人捡破烂,小孩当童工,全家老小忙活一年,除了吃饭顶多只能攒下几十块大洋,你让他们出三块大洋一个月租房,他们宁可住自己搭建的窝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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