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的大航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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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人航海来到中国之前,中国已有过一个大航海的时代。
  据近人徐继畬《瀛寰志略》讲,中国人,因通西域始于汉而称汉人,以下南洋起于唐而称唐人。不过,唐以前的海外贸易,基本为求奇异之货,夸上国之仪,还是朝贡关系,唐以后,转向市场经济,重在贸易关税。
  有宋一代,因辽、金压迫北疆,而西夏又阻断西域,贸易掉头转向海外。于是乎,下海!下海!使海域大开,塞翁失马竟然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因此,有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很敏锐,他说,唐朝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是近代化开端。西方学者也指出,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一个新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已然近代化端倪了。
  南渡后,宋高宗从海路逃到温州,在江心屿上望海潮,望了数月,猛然开窍,发现“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动以百万计”,更何况,天子府库取之于民终究有限,不如向外商取用,也许无穷尽。一到临安,他便号召对外开放,且向海外招商,不光以招商引资为基本国策,更以开拓海疆为发展战略。
  从那时起,中国人就与阿拉伯人一道,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权,宋高宗鼓励海商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贸易,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就建立一个灯塔导航系统,引导航行的海船,并请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足以取代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长期掌握的制海权。
  但南宋航海,多为商船,其目的在于经商,所以“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与后来的郑和下西洋以官船而非商船,以官员而非商人不一样。海舶多大船,可载数百人,因海外多盗,船大人多势众才敢航海;另外,当时南洋岛国虽无商税,但贿求繁多,名目为“献送”,不论货物多寡,一律都得“献送”,所以跑一趟小船不利。
  船大不畏风浪,就怕搁浅,所以常用“鬼奴”,指黑人,他们善游,入水可不瞑目,一旦船漏,即命“鬼奴”手持刀絮,泅水补之。还有一种“舟师”引航,只要取海底泥闻一闻,他便知船泊何处,至于夜观星,昼观日,阴雨的日子看指南针,已是常规。尤其用针路辟航道,替星象之后,航海之人便把星空留给了信仰,因而重番僧,遇难则祷。
  这是北宋宣和年间,朱彧在《萍洲可谈》里向我们介绍的情况。
  他还说,船载货物,多为瓷器。这从唐中期就已开始,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打捞起一艘唐代沉船,船载货物67000多件,98%为瓷器。因为沉船附近有一黑色大礁岩为标记,遂以“黑石”命名,为“Batu Hitam”。
  唐外销瓷,以越窑青瓷为主,看来外商的品位与陆羽相似,也认为青瓷略胜一筹,所以,越州成了陶瓷之路的起点,出口在相邻的明州(今宁波),从明州出海,走东洋,下南洋,还要下西洋,中间在广州转口,因为广州是陶瓷之路外商的入口,外商都在这里聚集,他们在这里称瓷器为“支那”——china,就像当年希腊、罗马称丝绸为“塞利斯”。不过,有人说,“支那”和“塞利斯”出于相同的词根。
  印欧语系称我国为“支那”由来已久,那词根,还在3000年前的古梵文里就出现了,三代时称殷人,战国时称秦人,汉、唐以来,因东西方贸易和佛教传播,古老的词根又开花结果,以陶瓷之路为纽带,将东洋和西洋连起来,而印度就在连接点上,这一连,就激活“支那”于印欧语系。
  流沙河《与瓷器无关》一文,提到唐朝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说过“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这位义净法师,当年曾航海去印度求佛法,他说的,当然最靠谱了。不过,“支那”从一个寂寞的词根,变成流行词语,还是因为瓷器,是瓷器,特别是青瓷的流行,唤醒了远古梵文里的“支那”意识。先是“越青”代表了“支那”,因为唐朝外销瓷,以越州窑的青瓷为主;后来,龙泉窑兴起,龙泉青瓷替代之,代表了“支那”意识;接着,就是景德镇窑的兴起,随着青白瓷和青花瓷流行,“支那”一词也传遍世界各地,由于流行时间长,从宋、元开始,历经明、清以至于今,人们仍以“支那”为景德镇瓷器,而误将其一隅之地的“昌南”,作为了“china”来历的词源。
  景德镇瓷器,虽说宋、元时就已开始流行,但宋代最为流行的还不是景瓷,而是龙泉瓷,宋朝五大名窑,其中哥窑就是龙泉瓷的代表,其余四窑,都属于宫廷品位,不入西洋之流,不在外销瓷的范畴,唯有龙泉瓷,对内能满足精益求精的宫廷品位,对外能行销世界。那时,景瓷初兴,青白瓷跟着龙泉青瓷的身后走向世界。到了宋代,陶瓷之路的起点转到了瓯江上游的龙泉窑,出口就在温州。从温州出发,走东洋,或经由明州转口,或直接就去,下西洋,往广州、泉州转口。
  龙泉窑所在地,有一部分,东晋时就属于永嘉郡,从人文地理上来说,整个瓯江流域应该是一个整体,最好不要用后来的行政划分将其割裂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龙泉瓷可以看做是瓯瓷在宋代的发展,不光是瓯瓷产业从楠溪江转向瓯江流域,一条条龙窑沿着瓯江往山上走,走到瓯江上游,更因为瓷的品质与格调,同“缥瓷”那样惟妙惟肖,由于汝窑南迁,两个美丽的倩影再度重合。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书中说的,“具体地说,一进入这个时期,生产青瓷的中心就转到浙江省的龙泉,这种瓷器的青色,其清澈犹如秋高气爽的天空,也如宁静的深海,这就是闻名世界的龙泉窑青瓷”。从南朝的“缥瓷”到唐朝的“越青”,再到汝窑的“天青”,三上先生以其深邃的眼光,一眼就看出了中国青瓷发展一脉相承的主格调——龙泉瓷的“天青海绿”正是从“缥瓷”的淡青泛绿发展而来,瓯在山海间,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样的格调。
  南宋时期,朝廷全力经营海洋,使得“陶瓷之路”的分布范围比“丝绸之路”不知要大多少倍,贸易顺差也不断扩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提到“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而那时浙、闽、广三市舶司收入已达两百万贯,占了五分之一。南渡之初,高宗捉襟见肘,可不久,经济就恢复了,国土虽然丢了一多半,但财政收入却接近北宋最好的时候,到了孝宗朝,就已经全面超越北宋了。
  很显然,这是海外贸易带来的成就,国土上的损失,通过贸易顺差得到弥补了。
  看一下《清明上河图》,就知那汴州繁华,是漕运带来的。可细一想,那运河的源头不就在杭州?“直把杭州作汴州”,就是运河的一项主要职能,为汴州提供取之不尽的财源。
  杭州的繁华,除了漕运带来,还有海运。那时,浙东沿海一线,是王朝的生命线,这一线的港口,也就成了王权的命门了,最重要的命门有两个,一在明州今宁波,另一在温州。
明州经金兵焚城之劫,已然废墟。温州似有天佑,金兵至台州,已是强弩之末,势疲而返,温州无战事,繁华犹存。
  宋时期,温州一年就要造出600多艘大船,当时可谓数一、数二。更早,则有三国时期的东吴,建立过官营的大型造船工场,从那时起,便成为中国南方三大造海船基地之一。而江心屿,从来就是航标岛,其东、西两塔,华灯高照,为海船出入导航。此外,它还是避风港,为避风浪,船泊于此,举行祭风仪式,祈求风平浪静,然后,“大船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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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家佳 sunjiajia@cb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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